毛主席为何选中华国锋作为其继任者？探究华国锋曲折的人生轨迹或许能揭示答案。作为毛主席后继的中国最高领导者，华国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力挽狂澜。本期刊特邀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将分享华国锋的革命经历、湖南主政等往事，力求呈现一段真实的历史篇章……
1921年农历正月初九，即公历2月16日，华国锋诞生于山西交城县城的一个工人家庭。他本姓苏，名为铸，不幸在6岁时失去了父亲。1936年3月20日，红军东征至交城，所经之地皆开仓赈济，宣扬抗日救国。那时，15岁的华国锋正在交城职业学校求学。
1937年11月13日，日军的骑步兵500人攻占了交城，随之，汉奸分子成立了日伪维持会，使得民众陷入深深的惶恐之中。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1938年6月，华国锋偷偷瞒过母亲，离家出走，与同学们一同步行80余里，投身于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并随后加入了青年干部训练班。为了便于日后开展工作，避免连累家人，苏铸更名为华国锋，以此彰显他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同年，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17岁。
《吕梁英雄传》原型是其部下。
“那位公安局长抵达太原后，竟背叛了革命，投靠了敌人。敌人随即派遣他返回，意图抓捕我们。若非华国锋及时通知，恐怕我们早已被捕。你瞧，华国锋虽不常言谈，但心中自有定见。他行事果断，行动迅速。”
交城山区广袤，平地稀少，其中超过九成均为山地。然而，交城与太原相距不过55公里，日军的汽车仅需一个多小时便可抵达，因此该地成为敌人重点“扫荡”的区域。历经八年的抗战，华国锋始终坚守在此。他所率领的民兵段祥玉、崔三娃、韩凤珠因英勇善战，被授予晋绥边区特等民兵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1944年12月，他们受邀前往兴县参加晋绥边区的群英会。在会上，作家马烽与西戎闻其名而来，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并据此创作了小说《吕梁英雄传》，该作品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在1941与1942年间，晋绥地区遭受了敌人连续不断的“扫荡”和“三光”政策的残酷打压，导致根据地面积锐减，缩小了三分之一的范围。敌人不仅深入到岔口、芝兰、榆林山、归化、草头庄等战略要地建立据点，还修筑了坚固的碉堡。在八分区，日军的驻军人数高达4000，伪军也有2000余人。1942年秋季，毛泽东在听取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的汇报后，果断提出：“我们必须将敌人驱逐出去。”到了年底，县委特别指定县委宣传部长、抗联主任华国锋担任三区对敌斗争的负责人，全权负责将芝兰地区的敌人彻底驱逐。
芝兰村位于西治川、原平川、屯兰川三川交汇之地，是八分区党政军机关驻地的门户所在。华国锋号召芝兰镇周边15里内的居民实行坚壁清野，撤离家园，最终仅剩寥寥数户坚守。日军因缺粮少柴，被迫从城内运送补给。华国锋派遣民兵于山上严密监视敌人动向，同时组织部队与民兵伏击敌人的补给车队。村中仅有的一口井距离敌军炮楼数百米，敌人遂派专人取水。华国锋下令切断敌军水源，指挥民兵将大粪、死猫、死狗投入井中，即便敌人将井水中的杂物清除，仍不得不继续饮用。一位长者献策：“何不将头发剪碎投入井中，看他们还能如何饮用？”剪碎的头发难以完全清除，敌人困守井边却无水可饮，守着青山却无柴可用，陷入了无法生存的困境。
1943年7月21日，芝兰与岔口之敌炸毁据点，溃不成军，向西溃逃。晋绥军区副司令周士弟回忆道：“胜利的喜讯传至毛主席耳中，主席便立刻发电报，指示并勉励晋绥各区域要效仿八分区的英勇举动，振作士气，壮大自身，压缩敌人的生存空间。”芝兰的民众至今仍铭记着这场激战，他们为那口井加盖了棚子，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
南下湘省，30岁任毛家乡县委书记
为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1949年3月，华国锋告别了山西阳曲县，被调任南下筹备地担任委员及宣传部长。他暂居于盂县城关附近，接受集训，静候南下的号角。在此期间，经人引荐，他与未来的妻子韩芝俊相识。
韩芝俊，1931年诞生于山西五台的农家之中，其父韩七海、母田常凤，以及叔叔婶婶，均为抗战初期的资深党员。自幼便投身儿童团，她站岗放哨，传递信息，十二三岁便担任了儿童团的领队。1945年12月，年仅十四岁的她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韩芝俊对文艺情有独钟，华国锋与她相识后，特地观看了她出演的《王贵和李香香》、《兄妹开荒》等文艺作品，其中她更是以男角形象示人。韩芝俊深知华国锋的真诚，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婚礼简朴而欢快，既无酒席，也无繁琐的礼节。两人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由于实行供给制，两人的生活水平较低，甚至没有棉鞋可穿。韩芝俊仅着一双单鞋，面对春寒，为了抵御寒冷，她不得不将裤腿用绳子紧紧扎住。
1949年6月，华国锋投身南下大军，肩负重任，被任命为湖南湘阴县县委书记，并担任地委委员一职。
1950年的春天，华国锋与韩芝俊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华。继此之后，他们又添了两个女儿。韩芝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兼顾家庭，育儿持家，从未因个人事务而影响公务。华国锋则全身心投入工作，频繁下基层，回家的机会寥寥无几。然而，每当归来，他总会将孩子的柔嫩小手捧在手心，轻拍、细抚，尽展父爱。
1951年盛夏，华国锋同志被任命为湘潭县县委书记，并兼任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彼时他正值而立之年，年仅30岁。湘潭，这片土地孕育了毛泽东、齐白石、周小舟等杰出人物。这里地形以山区为主，公路稀少，更多的是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以独轮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华国锋同志走遍了湘潭县下辖的每一个村落。
1952年10月，华国锋同志肩负重任，担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及湘潭县委书记之职，同时兼任专员一职。两年之后，他又荣升为地委书记。追溯至1945年他初任山西交城县委书记之时，华国锋同志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已经耕耘了整整十个春秋。这段经历为他未来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55年首见毛泽东。
华国锋回忆道，他首次与毛主席见面是在1955年7月，会面地点位于长沙。那次，毛主席接见了包括他在内的四位官员，其余三位分别是省委副书记谭余保、省委常委胡继宗与徐启文，而他当时仅是地委书记一职。在此次会面中，他向毛主席汇报了洞庭湖区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自家乡的亲友处得知，湘潭县委书记乃一位身材魁梧的北方汉，年长于他28岁，工作作风稳健。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决心亲自会晤这位家乡的父母官，以便实地考察。当年，华国锋年仅34岁，却已投身革命近20载。在与毛泽东会面时，华国锋身着半新的中山装，脚蹬一双圆口布鞋，谈吐间不紧不慢，条理清晰。毛泽东接连发问，华国锋对答如流，有问必答。毛泽东对他们的汇报内容表示满意，并在会见结束后与他们合影留念。
1955年，在巡视期间，毛泽东与湖南省委的各位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其中左侧一人为华国锋。
当时，毛泽东正全神贯注于研究并指导全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华国锋始终高度重视农民的组织工作，在1950年秋季湘阴土地改革结束后不久，便着手指导刘正春互助组开展互助合作，该互助组成为湘潭全区首个成立的互助组织。
1955年9月的尾声，华国锋踏入北京，入驻西郊的友谊宾馆。他首次得以在国庆节的庆典中目睹盛大的阅兵式与游行活动。紧接着，10月4日，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隆重开幕，历时七天，会议深入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此次会议，华国锋得以首次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中央全会。
毛泽东提名，华国锋38岁任省委常委。
1956年伊始，毛泽东莅临长沙，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状况进行实地考察。在专列之上，他主持了一场座谈会，湖南省的周小舟、周惠等领导同志，以及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的市领导，以及两位县委书记，共计11位嘉宾出席了此次会议。华国锋，时任湘潭地委书记，亦参与了此次座谈会。
1956年6月，华国锋被任命为省人委文教办公室主任，并晋升为省委委员。次年8月，他又被调至省委，担任统战部长一职。1958年7月，他被任命为副省长，位列副省长第五位。自到省工作以来，华国锋与毛泽东的见面机会日益增多。自1954年起，毛泽东每年都会返回湖南，他对统战工作尤为重视，尤其是与湖南的民主人士关系密切，交情深厚。每当毛泽东回乡，他总会抽空探望或宴请这些老友。1959年，毛泽东从韶山返回长沙，再次设宴款待，其中包括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以及国民党元老唐生智、程潜、曹曲球，还有毛泽东的同乡、长沙第一师范的校友周世钊。此次，毛泽东特意指派华国锋负责安排，并邀请他们前来赴宴。
1959年，庐山会议落幕之后，周小舟同志因对彭德怀同志观点的支持，遭受免职之命。周惠同志则被调往北京，职位有所下调，湖南省委随之进行了改组。随后，张平化、王延春、苏钢三位同志从湖北调入，其中张平化同志被任命为新的第一书记。毛泽东同志多次与华国锋同志深入交流，对其勤勉的工作态度和细致入微的作风印象深刻，认为他是一位忠厚老实的人，遂提议他担任湖南省委常委以及书记处书记。
华国锋当时年仅38岁，在全国省委领导层中实属年轻之辈。1961年5月，他毅然将家室从长沙迁往湘潭。
庐山会后，热情迎彭德怀。
1961年11月，卸任的彭德怀在毛泽东的许可下，返回了湖南湘潭石潭区的彭家围子，展开了对家乡的调查。抵达长沙的那一日，省委仅派遣省委书记胡继宗，谨慎地向他介绍了湖南的农村状况，其他官员并未露面。唯独全国高等法院院长谢觉哉，听闻彭德怀到来的消息后，特地前来看望。彭德怀感慨地说：“自庐山事件之后，我已被世人淡忘，老友们也都不敢再来往……”谢觉哉离去后，彭德怀心中空落，独自在屋中沉默良久。
2日午时，彭德怀抵达湘潭，受到了华国锋的热烈欢迎。华国锋与彭德怀就湘潭地区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华国锋表示：“观察近几年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彭总当年的远见卓识更显突出。”鉴于与华国锋之间尚缺乏深入了解，彭德怀并未主动发言。
此刻正值午餐时分，华国锋邀请彭总共进晚餐，并告知地委的主要领导同仁已齐聚饭厅等候。餐后，华国锋便向彭德怀详细介绍了湘潭地区的农村状况。
华国锋对彭德怀的热情款待并非出于偶然。他对“大跃进”所采取的方法早已心生异议。在回顾那段历史时，他坦言：“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正确的。毛主席推动的集体化举措也是恰当的。然而，问题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进过快。我在省里任职时，对于如何操作、达到何种程度，毫无头绪。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公社化运动迅速展开。在公社化期间，有些地方甚至走向了军事化，男女被强制分开，这严重破坏了家庭结构。毛主席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开始着手纠正。1959年，毛主席抵达湖南，与周小舟见面时，他首先便说：‘你们的名声很好，当时湖北、广东等地都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
1959年的金秋时节，华国锋与前来长沙公干的李琪就工作中存在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气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讨论，痛心疾首。他坚信彭德怀所提出的一切意见，直言不讳，符合实情。根据党章规定，党员享有在党的会议上对任何组织和工作人员提出批评的权利，然而彭德怀仅因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竟被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遭受批判，这让他深感困惑，不禁扼腕长叹。
1961年12月17日，华国锋得知中央即将召开一场规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旨在总结自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与教训。为此，他特地前往拜访彭德怀，并向他透露了这一重大讯息。彭德怀于12月26日从湘潭启程返回北京，华国锋特意设宴为他送行。
毛泽东评价华国锋：“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华国锋同志是一位老实可靠的人。”
1963年1月5日，毛泽东莅临湖南，指示华国锋与胡耀邦向其汇报工作。胡耀邦因下乡途中不慎开车窗，不幸受寒感冒，无法成行。华国锋遂向毛泽东详细说明了胡耀邦无法出席汇报的原因。
尽管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度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对“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进行了批判，同时湖南省委已在各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华国锋却并未就社教运动的进展情况作出汇报。他既未提及社教运动揭露出的地主富农破坏活动以及干部腐败问题，亦未如实反映这些情况，反而如实阐述了“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时期所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言辞恳切地指出：“如今人瘦了，牛瘦了，土地也显得贫瘠，农具和种子都不复往日之状”，“农具的恢复需时五年，而耕牛的恢复则需七至十年。”华国锋向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五风”所带来的巨大危害。
毛泽东曾对湖南省委及中央的同志阐述，党内存在两类人，一类直言不讳，另一类则言不由衷。他强调，党的干部必须坚持讲真话，做到诚实守信。对于那些言辞虚假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杜绝其得利，而对于那些敢于直言者，则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与激励。这种精神历来是党内所倡导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务实作风和勤奋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一个“老实人”。这一评价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也是他最终选定华国锋担任要职的关键因素之一。
华国锋，一位朴实无华的典范，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赞誉，更是来自党的高级评价。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屡次对他予以高度评价，称赞他“年富力强，为人诚实”。
华国锋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它能引领人民走向富裕的生活，因此他积极倡导通过劳动实现个人致富，以及实现共同富裕。这种观点与自1960年开展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以来广泛传播的“穷则变（革命），富则修”的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1974年和1975年，张春桥将这一理念进一步演变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表述似乎暗示，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唯有草木得以生长，而一旦出现苗头，便可能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华国锋对此观点持不同意见，他反对“四人帮”的错误立场，既有深刻的思想根源，也有悠久的历史背景。
1964年7月，华国锋被调回长沙，开始在省委书记处担任主持政府工作的职责，同时主管工业、交通及财贸事务，并担任政府机关党组（后更名为党委）的书记。同年9月，在省中届人代会上，他再次成功当选为副省长。此时，由于省长程潜长期居于北京，副省长的职位由唐生智（一位民主人士）、华国锋、章伯森、徐明、尚子锦、周世钊、王含馥共同担任。华国锋肩负起省政府工作的重任，当时他年仅43岁。
1965年4月26日，华国锋在湖南任韶山灌区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兼政委时冒雨到云湖天河工地检查工程质量。唐大柏摄
宁可被打倒，也不愿“亮相”
华国锋对“文化大革命”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长沙，在省委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问题，更没有提到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他着重传达十六条中所提出政策问题。
张平化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于8月30日回到长沙。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学出席群众大会。他以为深入群众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诚地作自我批评就能得到谅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是要借机打倒各级领导！他刚讲话，就挨斗，挂黑牌子、低头、弯腰。
华国锋气愤地说：“这哪里是革命？！是人身污蔑！”他心里难过得很，几天睡不好觉。他说：“这些造反派，谁在第一线工作，他就攻击谁。张平化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主要攻击王延春。张平化回来了，他们就攻击张平化。而中央文革这些人还认为乱得不够。”
11月中旬，华国锋因劳累过度而患上心脏病，便与王延春一同入住部队医院。那时，中央明文规定军队不得干预地方运动，因此医院环境相对宁静。在华国锋住院约二十天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下令，禁止地方领导干部藏身于军队医院，要求他们直面群众。实则，众人皆知，面对群众往往意味着遭受批斗与斗争，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出于不愿牵连他人的考量，华国锋毅然出院，前往韶山灌渠管理局暂住数日。然而，那里同样不得安宁。不久后，华国锋又返回长沙。由于造反派无法找到华国锋，便将他的夫人韩芝俊拉出去进行游街示众。
1966年年末，党中央提出抵制经济主义倾向。时任省级职务的华国锋因负责省内事务，遭受了“反革命经济主义领袖”的恶名，被迫在公众场合接受游街示众。华国锋愤然反驳：“我何曾推行过经济主义？只因身为省委书记和副省长，主管财政经济，面对造反派的无理索求，我未予批准，便被戴上这顶帽子。与这些造反派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1967年1月，造反派势力已占据绝对上风，导致省委工作陷入瘫痪，各级领导机关运作停滞。众多单位中，造反派对所谓的“错误”当权派施加压力，要求其罢免职务、开除党籍。长沙的局势愈发紧张。华国锋仅携带一个书包，里面装有牙刷、牙膏、毛巾以及换洗衣物，四处奔波，接受批判、遭受斗争，并不断进行自我检查。
1967年伊始，中央作出决策，指示湖南组建三结合的革委会。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以《红旗》杂志记者的身份，派遣部分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活动。他们抵达湖南后，便以《红旗》记者的身份出面，动员华国锋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以期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进而参与省革委会的组建工作。所谓“亮相”，即指公开表明立场，以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拥护，从而加入革委会。
华国锋坚决反对，他直言：“身为当权者，我必须自查过错。”他宁愿承受被打倒、边缘化、遭受批判的命运，亦不愿暴露于众。目睹两大派别间的斗争愈发激化，各单位陷入两派对立的漩涡，纷争不止，生产停滞，严重扰乱了生产秩序和民众生活。于是，他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联名撰写了一则大幅标语，明确提出“切莫煽动群众相互斗争”的警示，并号召两派群众停止内斗，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团结一致，将斗争的焦点转向省委及我们这些当权派。
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呼吁“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他们革命造反派的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头上。大字报刚贴出来的当天，“工联”分别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用嗄斯69吉普车将华国锋带走，关到工厂。他们怕军区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动诡秘，在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在他们控制的会上批斗华国锋等人。华国锋被关在锅炉房里，一位老工人主动说：“看你头发长，剃剃头吧。”于是给华国锋剃个小平头。第二天挨斗时，造反派无法抓头发，华国锋少受一点皮肉之苦。
周总理致电要求释放被囚造反派。
在华国锋遭受“工联”拘押之际，局势急剧变动。中央政府决定召集湖南省军区领导、两派群众代表以及即将联合的干部前往北京参会。周恩来总理亲自致电省军区，指示华国锋及两派群众代表一同赴京。然而，由于华国锋被“工联”秘密囚禁，省军区无法找到他。周恩来总理连续三次催促。直至6月14日凌晨3时，周恩来第三次拨通电话，直接联系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严令其务必找到华国锋，并限期将其送至北京。语气坚定，不容反驳。历经重重困难，“工联”最终将华国锋送至机场。
在踏上飞机的最后一刻，“工联”迫切要求华国锋发表立场。然而，华国锋已被软禁四五十日，对外界状况一无所知，他坚决回应：“无法表态。”随后，一位姓黄的“工联”常委擅自越权，草拟了一份声明，表面上声称支持“工联”，实则未经华国锋同意，便盗用其名义予以发布。
周恩来与华国锋并无相识之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华国锋一直扎根于湖南之地。周恩来鲜少踏足湖南，直至1966年之前，华国锋虽曾赴京参与会议，聆听周恩来之演讲，但未曾有过私人交往。因此，周恩来接连三次拨打电话，理应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毛泽东迫切希望华国锋来京参会，其目的在于安排他加入省革委会的领导团队。
华国锋并非因“亮相”而崭露头角，实则系中央高层选拔之才。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亦与华国锋境遇相仿，他曾对华国锋言：
“你我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凭借自身努力崭露头角，而我们则是被中央选中。”
1971年二月，华国锋莅临北京，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此期间，周恩来与其进行了亲切交谈，并告知：主席亲自提议，调你至国务院业务组任职，担任副组长一职，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及值班室等相关工作。纪登奎则被调往负责专案。鉴于李先念年事已高，你需协助他承担更多工作。不久之后，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公布了这一任命。正式文件于八个月后的“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正式下发。
支持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
若无华国锋的鼎力相助，或许难以想象今日袁隆平的辉煌成就。袁隆平先生成功培育杂交水稻，其诞生于湖南并非偶然。
袁隆平，身为湖南安江农校的教师，于1964年成功设计了一套“三系法”杂交水稻的方案，并发现了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次年2月，他发表了相关论文。随后，科委九局向副总理、国务院科技委员会主任聂荣臻进行了汇报，得到了聂帅的鼎力支持。然而，“文革”爆发后，袁隆平遭受了批判，其60多盆幼苗惨遭砸毁。幸得工作组在档案中发现了国家科委支持袁隆平试验的公函，从而对他实施了保护，使他免于遭受灭顶之灾。
1970年，华国锋长沙郊区插秧。
1970年6月，在常德市举办的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科技大会上，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并特指袁隆平同志与会，就座于主席台之位，并邀请其在大会期间发表讲话。
那年的秋季，袁隆平踏上了海南岛，投身于育种事业。到了1972年3月，他成功培育出了第一代杂交水稻种子。翌年，湖南省开始试种，面积超过20亩，平均每亩产量更是突破了650公斤，这一成果充分彰显了杂交水稻在增产方面的巨大优势。此时，华国锋同志已经调任国务院工作。
“华国锋同志亲收”。
周一清晨，华国锋同志一踏入办公室，便立刻指示陈永贵同志以及农林部部长沙风、常务副部长杨立功同志于上午九时准时参与汇报会议。在位于中南海的小型会议室中，华国锋同志倾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仔细聆听汇报内容，并不断提出问题，详尽记录。会议中，他果断决策：首先，中央政府将拨付150万元人民币以支持杂交水稻的推广工作，其中120万元将划拨给湖南省，以补偿其调出种子的成本；另外30万元将用于在广东省购置15辆解放牌汽车，以此组建一个车队，专责运输“南繁”种子。其次，农林部应立即在广州举办南方13省（区）的杂交水稻生产会议，旨在加速杂交水稻的推广进程。提及这段历史，袁隆平院士深有感触地表示，若非华国锋同志的大力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毛泽东指示华国锋应兼文武。
1971年8月25日，华国锋被紧急召回武汉。当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与他进行了交谈。毛泽东常年居住于专列之中。当时，人们普遍佩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也不例外，胸前挂着一枚。华国锋一踏入列车，毛泽东便注意到了，随即玩笑般地询问：“你这是戴的什么？”话音未落，他又继续说道：“别再戴了，喊万岁也太招人烦。实际上，一句话顶一万句，哪有那么多废话！”
此前，华国锋受周恩来委派，对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进行了实地考察。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所掌握的情况，详述了农业生产中诸多问题。交谈持续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全程认真聆听，其间不时提问、插话，亦或发表个人见解。待华国锋汇报完毕，毛泽东感慨道：“唉，你满脑子想的都是农业，而我则满脑子关注路线斗争。当然，你提到的农业问题也涉及路线斗争，但还有更为宏大的路线需要考虑。单靠农业是不够的，还需统筹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等方面。工农业固然要重视，但现阶段首要任务是抓住路线斗争。路线若出错，即便脑袋掉了，也可能不知缘由。”
华国锋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便斥问道：“何来如此重大路线？庐山会议不早已解决此事了吗？”毛泽东并未提及林彪事件，而是首先回顾了党的历史。这是华国锋首次听毛泽东以这种方式讨论党史，他意识到毛泽东召唤他赴京，绝非仅仅是为了谈论历史，于是他边听边深思。
毛泽东话题转向，便开始提及林彪的问题，对他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指责。继而他强调：“军队之事，不可置之不理。即便会议不能亲自出席，中南地区亦需有人参与。你便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及党委书记之职。即便无法亲临会议，亦无妨。尔等需关注军事事务，不可仅作文职官员，而应兼备武职之才。”
在此次会晤中，汪东兴亦在场。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拨通周恩来电话，就华国锋接任广州军区政委及党委书记一职征询其意见。经北京方面研究，周恩来迅速作出回应，并下达了相应的任命。
抵达长沙之际，毛泽东召集了广州军区的高级领导干部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以及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这三位均身为中央委员及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随即指派华国锋和汪东兴向他们传达自己在武汉的讲话精神，并就此进行一番说明。然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听后皆感震惊。
28日与29日，毛泽东先后与他们进行了个别交谈，而在30日，他则邀请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卜占亚等人进行了一次集体谈话。
毛泽东开篇便提及江青，言道：“汪东兴有此妙计，能够有效约束江青，使其不得擅自前来见我。”华国锋补充道，每逢主席批评他人之际，往往也会顺便提及江青。
汪东兴答：“主席有指示。”
毛泽东一开场便直接询问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你们如何看待庐山会议？”
大家汇报了座谈情况。
“南下，全面展开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担任前敌参谋长，他将此电报呈示于我，正是基于此，我们才得以撤离，否则，当时我们的人员可能沦为俘虏。在那一关键的时刻，叶剑英的贡献不可磨灭，因此，你们应当尊重他。
每当主席发表谈话之后，华国锋与汪东兴便会进行详细的追记工作。他们携回北京的记录，系由数人一句一句地回忆整理而成。该记录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为整理得颇为妥当。
毛指示：返京仅告总理。
8月31日的清晨，毛泽东乘坐专列前往南昌。在他启程之际，他特意叮嘱华国锋不必前往江西，而是直接返回北京。华国锋考虑到主席的讲话内容关乎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对于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感到困惑，于是特地向上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只需向总理一人透露。”华国锋回忆称：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总理进行了通话，两人之间保持着联系，但鉴于电话沟通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在电话中深入讨论林彪的问题，即便有所涉及，也不可能如此详细。
“您去见主席了，都谈了些什么？”他只是笼统地回应：“主席提到了路线斗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他没有透露具体细节。
东方旭日初升之际，会议已然落幕。与会者纷纷散去，华国锋起身走向前，取出一叠记录，递给周恩来，言道：“主席在外洽谈的记录已经带回。主席表示，他回京后，仅与您一人进行了交谈。现简要向您汇报主席南巡的见闻。”随后，他提出：“主席的讲话内容需作详细汇报，恳请总理安排时间，进行深入讨论。”此次交谈持续了近半小时。华国锋回到家时，已是晚上8时半。
几日来，他始终耐心等待。直至9月11日凌晨，终于接到通知，周恩来总理将在国务院会议厅与他进行谈话。华国锋自抵北京以来，为适应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领导夜间工作的习惯，也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此时尚未来得及休息。他匆匆出门，往西行不久便抵达了会议厅所在的四合院。只见北屋大厅内灯火辉煌，显然总理已先一步到达，于是他加快了脚步。这个院子与西花厅相邻，位于其东侧，两院之间设有互通的门扉。
华国锋步入会议厅，总理早已端坐于桌边等候。
华国锋落座后询问：“总理，您能看清楚这份记录吗？”由于记录是复写的，他因此产生了这样的顾虑。
周恩来回应道：“一目了然，我已尽览。”随即归还了记录。
华国锋对毛泽东谈话的细节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不仅描述了谈话的具体过程，甚至连讲话时的神态与情绪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并对谈话记录的整理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
周恩来自始至终神色凝重，静默聆听，间或以简短的提问了解细节。二人未曾展开讨论。此事牵涉重大，主席已阐述得淋漓尽致。在审阅记录并听取华国锋的详尽汇报后，周恩来对林彪问题的进展和毛主席的立场有了充分了解，胸有成竹。此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直至凌晨四点半才告结束，那时东方已显曙光，晨光熹微。
未曾料想，在华国锋向周恩来同志详尽汇报完毕后，短短40小时之内，林彪叛逃事件便突然爆发。
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华国锋遵命返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要点。此举让周恩来总理得以提前深入了解毛泽东的深层意图。因此，周恩来对华国锋的信任与倚重日益加深。9月30日，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并在10月3日获得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担任副组长一职。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在主席台第一排，华国锋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同就座。依照周恩来同志的安排，华国锋参与了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讨论会议。到了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顺利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当时，他年仅52岁。
1976年4月7日，应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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